应该说，对于任何人文研究，只要对象首先是文本，“文本细读”就会成为一般性研究或批评的最低要求，这是毋庸置疑的。然而，事情总还有个别的和特殊的阶段，这是“文本细读”式批评需要辩证看待，并且也是由其所处实际语境所决定的。

　　何谓“文本细读”式批评？从大量散见于报纸杂志的文学评论文章可总结出这样几条大致特点：一是完全忠实于文学文本的细节描写，视细节为整个叙事的视点；二是完全忠实于情节叙述，并视情节为文学的基本情感基调；三是完全忠实于作家的故事流程，并且视故事的起承转合为整个文本的叙事态度。显而易见，这样一个批评姿态，只适合面对经典文本，却并不适合论评流动性文本或未定型文本。如此一来，文本细读式批评，如果仍坚持如此方法论，遭遇人们的质疑也就在所难免。当然，持此方法进行批评实践的批评者，可能觉得他所面对的文本符合经典文本属性，并且完全能进行叙事学的进一步探讨，倘若真如此，这一类批评则不在我这里要讨论的范围。

　　先举个例子，比如《平凡的世界》。从该长篇小说出版到现在，仍然有那么多自发探讨的评论文章，绝对是当代中国文坛的一个奇迹。但细细分辨，近年来的研讨，多为文本细读式批评，或者说是因为要颠覆《平凡的世界》中的那种底层价值观，文本细读式批评恰好能担此任。批评者在认真而细致的文本分析中，得出结论说，《平凡的世界》不仅语言嫌粗糙，情节、细节，包括整个叙事意图都很“不真实”，是作家路遥某种政治抱负的不切实际的写照，有很多臆想的成分。好了，这样的一番文本细读，目的终于达到了，就是为着解构《平凡的世界》中把价值立场放在底层甚至弱势人群一边的叙事努力，解构要达到的目的无非是说，今天时代，该谈幸福故事、快乐故事了，老把视野局限在孙氏兄弟及其村民为生存不得不拼力挣扎的那些辛酸事情上，幸福叙事、快乐叙事怎么能自圆其说？更何况，这类批评者要建构心中的幸福故事、快乐故事，必然需要逻辑地先颠覆那时候的计划经济，在今天就是颠覆小农经济，才好在城市化平台重新构想作为市民的孙氏兄弟故事。比如，孙少安终于洗净了泥腿子，上楼了，并且坐在沙发上闲来无事把玩遥控器，看着谢娜等主持的“快乐大本营”，为谢娜一个拙劣的模仿，嘴咧成了一个浅浅的月牙儿；或者比如，孙少平终于如愿以偿，和省委干部的女儿田晓霞走进了富丽堂皇的婚姻殿堂，前来恭喜的乡亲低头哈腰、好话说尽，孙玉厚一脸的庄重与严肃，坐在高高的太师椅上正点数不菲的礼单呢！

　　很清楚，在整个构想中，孙少安的砖厂已经完成了经营转型，正升级为某个建材公司的子公司，或者干脆是某个全国性连锁店。这个时候，孙少安在保镖的簇拥下，签署着一个个来自四面八方的订单；其妻贺秀莲俨然摇身一变成了富婆，开着什么名牌小轿车到处逛商场购物呢！

　　难道不是吗？打开任何一个电视节目，点开任何一个娱乐网站，扑面而来的不就是这些东西吗？更不用说几年前好几个台热播的电视连续剧《乡村爱情》了。他们用以构想的一套价值软件，都是以国家提倡新型城镇化的终端为起点开始的讲述。至于说广大农村世界在新型城镇化触动下，究竟正在经历什么，遭遇什么，完全不在他们的理想构想之内。上了楼的农民，打工没地方，喂养牲畜，又没法养，干什么呢？那就聚到一起赌博、翻闲话呗。按他们的思维逻辑，贺秀莲发迹后，根本不用自己喂养孩子，有的是保姆或钟点工干。她要么开着小轿车闲逛，要么坐上乃夫孙少安公司的第二把交椅，迎来送往、觥筹交错。

　　仅文学谈文学，仅《平凡的世界》谈“平凡的世界”，在颠覆了作家和喜爱它的读者一直身临其境、感同身受的那种无助感、无奈感和不能为自己做主的迷茫感、价值错位感之后，刻意建构的价值观，除了以上臆想，还能是什么呢？没有了。

　　为建构而建构，为文学而文学，或者追名逐利、见风使舵，为新兴的利益群体而文学、而理论，是文本细读式批评比较浅的一种表现形式。这种批评，说白了，其标准就是以自我经验为标准地衡量、检验文本中的细节，不是按其历史背景、社会文化思潮，而是以自我为标准。这一层来看，这一路的文本细读式批评，浅则浅矣，但它的动机并不浅，即为逐利来，也为逐利终。谈历史、谈社会、谈现实，是这类批评从骨子里所反感的。

　　较深一层的文本细读式批评，基本方法是对文学艺术经典细节的活学活用，进而在活学活用中，灵活处理当下细节的微言大义。也就是说，他们眼里，今天的语境是什么不重要，今天普遍的社会呼声是什么亦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能把产生于今天语境和今天社会文化思潮的细节去语境化、去针对性，结果显而易见，剩下的意义或价值，是无论哪种强势话语无论哪种政治意识形态，都能盛得下、装得进去的细节、情节和故事。

　　不妨也举个例子略做阐释。前段时间，辽宁卫视“老梁观世界”节目与这里说的另一类文本细读式批评本质很相像。梁宏达揭穿所谓“培训大师”翟鸿燊和刘一秒行骗伎俩所用的方法，正是抓住了两位“大师”的细节。总结来说主要是“强制性服从暗示”和“金字塔式营销模式”。什么是“强制性服从”呢？梁宏达摘出了两位大师的开场白，比如翟鸿燊反复问观众“是不是”“是不是”，刘一秒则是“懂不懂”“懂不懂”。当“大师”们指着你鼻子反复质问的时候，精英们不敢说自己不懂、不是，因为说不懂、说不是，不明白等于说自己是傻子吗？很显然，正是一个个浅显破陋的“懂”和“是”，成了“大师”能抓住的牛鼻子，忽忽悠悠，一旦牛鼻子被牵住，精英们是什么套都愿往进钻。

　　至于“金字塔式营销模式”，就更好理解了。最上层是“大师”自己，最底层是中小企业业主，中层是职业经理人。巨额培训费有相当比例是分配给中层和底层，然后利用中层和底层的口碑来宣传自己，大小老板跑来与其说听讲座，不如说来“抱粗腿”“交朋友”。

　　我曾当场听过许多文学艺术及其理论批评讲座，有些讲者几乎几年乃至十年如一日不换讲稿内容，换了的只是主流意识形态的措辞。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讲稿中雷打不动的内容，其实就是经典细节。这些被选择的细节有一个重要特征便是适合于任何意识形态需要，也适合于任何人性变化，适合于任何价值阐释。如此，在空转中，听众可以不为眼前焦虑现实而操心，也不为敏感意识形态问题所牵扯，只需平心静气回到那些经典细节就行了——因为已经被填满了文史哲或哲史文的细节，基本涵盖了所有阶段所有人生的不同体验。既然不同阶段不同人生体验悉数一网打尽，那还在乎文本生产的具体语境、具体社会现实干什么呢？